十一月的电影市场“淡”得有目共睹。但一部叫《汪汪队立大功之超能救援》的电影，没什么宣发，没有太多讨论，在上映的那个周末，票房超过同日刘德华主演的《热血合唱团》和小雀斑主演的《热气球飞行家》。即便再过一个周末，面对《除暴》《末日逃生》等类型新片的上映，它依然能日产超千万票房排入票房榜前三，并且以不到10%的排片，坐拥最高的上座率。

《汪汪队立大功之超能救援》海报

这部电影的受众大多是孩子，周末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依然是某种娱乐的“刚需”。另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国庆档票房冠军虽然不属于《姜子牙》，但在之前竞争激烈的国庆小长假里，《姜子牙》作为一部动画片，上映首日半天票房就破了2亿元，排片和票房都位列第一，势头最为强劲，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是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大早就奔赴电影院看这部“哪吒”的姐妹篇。“儿童”、“合家欢”，这些关键词无疑代表了某种市场需求。但不可否认，动画之外的真人儿童电影已经在主流电影市场上消失许久，还有更多的儿童电影面临不被看见的窘境。据中国儿童电影学会统计，中国近年来年产电影800至上千部，其中儿童电影的产量约占比10%，也就一意味着每年约有近百部儿童电影的产出。但这些影片几乎从拍摄到上映发行都悄无声息，甚至更多的影片压根不会获得与孩子们见面的机会。而再往前看三十年，儿童电影曾经是中国电影辉煌的一部分。儿童片曾经是中国践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产物，过去苏联有儿童电影制片厂，后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家儿童电影制片厂。曾经的儿影是“获奖专业户”，不仅在国内外获奖无数，每年6部生产指标出产的电影，也是“根本不够放”。30年后，仍有许多人怀念《霹雳贝贝》《泉水叮咚》《大气层消失》《小铃铛》等儿童片，这些影片不仅在当年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今天仍然为长大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们津津乐道，成为真正影响过几代人的文化经典。

《霹雳贝贝》

“儿童片没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只要孩子们还需要电影，这个话题就有反复被提及的必要性。刚刚在广州落幕的2020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上，围绕动漫、产业、教育、创作等话题展开的一场场论坛上，是一群致力于儿童电影工作的人们为这份事业操碎了心。“其实这些话题每年都会被讨论，甚至没有疫情之前的几届我们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儿童电影工作者来，大家讨论的问题、面临的困境都是差不多的。”中国儿童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侯克明这样告诉澎湃新闻的记者。事实上，儿童电影工作者的困惑，从“到底什么才算儿童电影”到“要拍摄什么样的儿童电影”，到“拍出的儿童电影应该怎么办”是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新时代下，儿童电影的困境和挑战不再是和其他电影类型的竞争，或者和好莱坞大片的竞争，而是如何同各种流媒体短视频的世界里吸引孩子的眼光。创作：内容上缺乏创新、观念陈旧、题材单一，技术落后？“近年来，动画电影有了突破，但大部分真人儿童电影，在思想形式和内容上缺乏创新、观念陈旧、题材单一，技术艺术表现手段相对落后。”江西电影制片厂导演钟海这样评价当下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的现状。

钟海

“咱们现在儿童电影没少拍，但影片质量滞后于生产数量，大部分国产儿童电影既没有获得国内主流电影市场的支持，也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儿童电影是近20年来中国电影行业高速发展中，相对来说发展得比较弱的。”钟海曾执导《男生女生》《旋风女队》等多部儿童题材影片，作品曾入围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并获得华表奖、百合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等重要奖项。多年来，钟海始终关注儿童电影创作领域，也发现不少类型遇到的问题，“在儿童电影创作中，没有对儿童的思维方式以及儿童的特点进行考察分析，也没有深入少年儿童的生活中去采风，使一部分儿童电影的创作脱离了市场的需求。” 谈及一些现象，他言语中有无奈的揶揄。比如多年以来，不少国产儿童电影都在试图描摹国外的同类电影。“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朗著名的导演马基德的经典作品《小鞋子》。向经典致敬是好的，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参加一些剧本的创作会，经常听到一些专门从事儿童电影创作的人员提到要拍《小鞋子》这样的电影，难道我们这样的电影还少吗？反正我知道的什么‘雨鞋’、‘凉鞋’、‘球鞋’、‘草鞋’，都拍全了。现在已经有人在惦记着拍帽子、拍书包了。”而前些年《摔跤吧！爸爸》成为影院爆款之后，国内的儿童电影界也出现过许多雷同的题材。

《小鞋子》

同时，钟海谈到，儿童电影的创作，有时候太过注重艺术表达，而忽略了连接更多观众。“我们有些创作者还在‘老少边穷’挖空心思，当然要关心他们、关爱他们，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创作的主流。”钟海说，艺术类的儿童电影是需要的，但是更需要的是能打动大部分电影观众的各种类型，科幻的、喜剧的、校园的、家庭的儿童电影。在这一点上，儿童电影评论学会的会长侯克明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对类似观点的赞同。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被争论的话题——到底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儿童电影”。不可否认，一直以来许多以儿童为主角的影片，事实上承载的是非常成人化的表达，一些关于留守儿童、残障儿童的社会问题也常常借孩子视角展开，但这些影片并不能很好的被孩子们所接受和理解。“事实上，儿童电影一直有两个的支点，一个是‘for children’（为了孩子），一种是‘about children’（关于孩子），有部分观点是认为‘for children’的才是真正的儿童电影，从我们学会研究的角度，以及每年会给予一些项目支持、评选、予以补贴的对象，其实这两类电影都是会有的，也都是需要的。” 

侯克明

不过侯克明也谈到，“现在也有一个倾向，写贫困地区的孩子、失学的留守儿童的电影太多了，我看过上百部留守儿童电影，一些电影其实会出现雷同，应该说创作的目的都很好，但有好的创作目的不一定等于你就拍出了好的作品，这是两回事。”曾经编剧了《霹雳贝贝》《魔表》等儿童科幻经典电影的作家张之路，曾经是儿影厂的创作室主任，作为从儿童片辉煌时代走过来的人，虽然近年来更多的经历放在的儿童文学的写作上，但对儿童电影也依旧关切。“事实上，近年来还是会有一部分优秀的儿童电影产出的，如果一概笼统地认为现在的儿童电影上不了院线，是因为粗糙、说教、守旧，其实有失公允，这种指责无助于中国儿童电影的繁荣发展。” 

张之路

在张之路看来，“中国电影长期存在着‘以票房论英雄’的语境，对儿童电影并不完全适用，即使不具备商业特点，它们仍是提升少年儿童修养的阶梯，是给我们未来保存的思想财富，将成为照亮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一束阳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因为没有院线的比拼就放弃了追求。”同时，张之路也指出了当下儿童电影创作中文学的缺失的问题，对儿童当下生活中的议题探讨不够深入的问题，呼吁创作者们能够在“如何书写自己的童年，如何表现苦难、如何讲好科幻和童话尤其是‘现代童话’上下功夫”。相比于张之路这样一辈子致力于为孩子们创作的前辈，因《第一次的离别》获得柏林电影节大奖的青年导演王丽娜，则从更艺术的角度，谈到创作者如何更平等地、带着发现的目光，去进入儿童的世界。

王丽娜的第二部电影依然是关于塔克拉玛干腹地孩子们的故事。在拍摄过程中，小演员对于某些事物独特的理解和诠释常常令她“茅塞顿开”，“儿童视角消解了成人的悲剧，成为一种新的游戏，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他们时时提醒我要退回到儿童时代，和孩子互动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教育：学校有责任让孩子看到更好的电影区别于其他的电影类别，儿童电影除了娱乐功能，也承担了一部分教育的意义，而这一部分的功能如何发挥，是电影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共同思考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并不能够完全靠市场来消化的儿童电影，在教育领域深耕和拓展，也成为一部分的方向。电影频道电影创作部主任林丽宁，提供了一个从妈妈的角度看待儿童电影问题的角度。“如果现在我问我的儿子，是要手机还是要妈妈，他肯定说要手机。现在孩子对于手机的痴迷超乎想象。”而相比于手机的碎片信息和娱乐游戏，林丽宁更希望孩子能够通过电影的内容接受到教育。“跟孩子一起看一个电影，共同探讨一个问题的这种亲子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育方式。”同时，在校园里，“形成一个电影探讨的小组，对于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有电影这样的一个故事为载体，来探讨这个人物的行为，对孩子的德智体美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在视频成为主流的信息媒介、影像创作门槛不断降低、校园配备设备越来越升级的今天，在中小学校园里组织剧组拍摄也越来越成为受到家长和孩子们欢迎的方式。“让孩子们组织起来去拍电影的话，对于孩子培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协作能力是非常有好处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分工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共同来维持社会的运转。”林丽宁说。校园院线，是儿童电影工作者们呼唤多年的。而事实上，侯克明介绍，由于全国的教育系统具体的管理是落在各个省事地方，具体事务甚至是落实到每个县的。“每个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一样的，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是很难一刀切齐统一去做。”浙江师范大学的“光影未来计划”是一项面对电影教育进校园的探索，团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浙江、四川、江西等省份调研了四十余所中小学。总结梳理了当前电影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的主要难点和瓶颈，分别是：学校层面，对电影教育认识简单，往往简化为“带孩子看电影”；在希望推进工作时，又面临缺少有电影基础的专业教师问题；在尝试开展课程时，缺乏可直接采用的普适模式或操作性强的教学指南；同时缺乏科学的知识教学结构和课程体系。 

教育专家探讨儿童电影教育问题

陕西省的励志校园数字院线，是业内公认做的比较好的一条校园院线。总经理陈俊斌在今年儿童电影展的教育论坛上谈到，到2018年，全陕西省108个县都建立了一个影视教育工作站。陕西“励志校园院线”，在省广电局的行政许可下，拥有专门为影视教育服务的专业队伍。“我们院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必要的设备。组建了多个技术专业队伍，深入全省13000多所学校，院线现在深入服务的学校达到11000所，覆盖率达到80%。”同时，陕西省教育部于2015年底把陕西作为全国影视教育的试验区，经过2016年这一年的辛苦，全省上下动线，提出了一个“观、学、评、写、演”全面覆盖的普惠性影视教育实践拓展形式。“每学期都派业内的专家老师到每个学校去，每年都展开影视演出夏令营，去到国内有关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去，甚至也有到国外去。”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中心多年来一直从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一线经验三个方面了解中小学电影教育的情况。副主任晟姝认为，“西安的经验对我们全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一条路径其实是令人羡慕的，因为这是自上而下在政策的护航下得到了一种很有效的推广。”此外，由于紧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频道等专业资源，北京市海淀区前进小学的电影教育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校办主任董京垣介绍，2009年起，学校逐步形成了“一师一课一单一活动”的模式及每周每班开设一节电影课，专任教师对影片段落进行讲解。“电影课在一个主题结束后，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电影沙龙，同学们交换观影的体验，随后在电影课上逐步电影课的形式上逐步发展，成为电影伴我成长的电影教育主题活动。各班在每周一节电影赏析课，帮助学生提升影片的欣赏能力的基础上，还通过创建班级文化形象，电影配音、微电影创作、微电影节、戏剧周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浙江省中小学影视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余韬，在会上谈到一次去学校做调研的经历，“他们开电影课给学生看了两个电影，一部叫《致青春》，一部叫《小时代》。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告诉他们，有一些可以更好的电影值得他们看。”产业：主流商业市场的潜能尚未挖掘如果说儿童电影的发展有一道分水岭，那一定是1999年，儿影厂和北影厂等8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儿影厂的所有员工被打散分到了中影集团的各个部门，儿影厂的生产任务也转而由集团下属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担。从那以后，儿童电影不再是每年国家按任务分配生产、组织创作、组织观看的形式，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腾飞，儿童电影的道路摇摆而坎坷起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大儿童少年对于儿童影视的审美需求越来越高，观影习惯和观影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不断的深化的电影市场，也给儿童电影创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赢得观众、赢得市场，成为儿童电影工作者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影视制片人马可志已经制作了6部“阳光系列”的儿童电影，通过夏令营、艺考、心理社团、开放二胎等现实里孩子会面对的场景，简述当下儿童成长中会遇到的问题。 在发行上，这个系列也另辟蹊径，“我们会发动好多地方的培训机构，因为我们的演员都从培训机构里面优选出来的，他们会去组织好多的人去看。另外我们等跟当地的的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合作，组织发动号召学生去规模儿童的电影。”马可志谈到，“像这种儿童题材电影，学生要进影院的话，比较麻烦，各学校的都考虑到学生们的安全问题，现在学校的放映设备都不错，我们带着15毫米的机器去，然后每班去放，这样就一个我们票房的保障。”另外，通过文旅结合，也能够为电影未来的发行打开一部分思路，“每部电影里面都有我们当地的拍摄地的景点，通过在旅游观光点合作的放映就增加了我们的票房的保障。”同时，影片还可以通过在浙江非常普及的农村文化礼堂进入农村，能有效的把影片的投入成本收回，也能够开拓儿童电影的新观众。但即便能够有“阳光系列”这样比较“小而美”的发行回本机制，对于儿童电影的发展也是远远不够的。香港电影导演文隽最近的新片也瞄准了儿童题材。文隽曾监制及策划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风云》《人在囧途》《京城81号》《李小龙》等，从香港电影一路走来的他始终致力开拓各种商业类型片领域。在文隽看来，儿童片在主流电影市场上其实有着远未被真正挖掘的商业潜力，“我们儿童片、家庭片的类型在市场份额统计来说，只有1%，如果能从1%涨到5~10%，其实未来空间也还是有的。”而把这部分的潜力发掘出来，才是未来真正能够出好的儿童片的关键所在。 

文隽

文隽最新监制的电影《甜心格格》是改编自动画IP的真人版，故事讲述四位顽皮的格格在一次夜访深宫的探险中，意外与滞留宫中的外星人“噶珠”相遇引发的故事，“好似《外星人ET》+《博物馆奇妙夜》，是充满着科幻童话色彩的电影。”文隽在论坛上听完马可志的发言，查了查阳光系列电影的票房，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我们不能把满足于儿童片做成小众的自给自足，我们必须要把儿童片变成主流的商业片。《甜心格格》已经花了接近一个亿，从来没有这个预算拍一个家庭儿童片的。但为什么这么做？我不要让家长带小孩进电影院，只是为了陪孩子，而自己在睡觉。这样他们内心其实就会怕去看。他们本身也要看到津津有味的，所以故事性要经得起考验。”文隽强调，“我们缺的是主流商业片，院线们愿意去排的儿童片，不是小众自娱自乐的。如果要把我们的儿童片变成主流的类型片，我们先要让它有市场，有市场就要有投资方。我们应该拉动一些主流的电影人来拍摄儿童片，比如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我觉得也是儿童片。因为他是张艺谋，所以排片上就会高。”文隽还提出大胆畅想，“现在体育影视工程有一堆都是少年跟体育的，如果你这个少年题材能找到陈可辛，好像去拍《夺冠》一样拍少年的体育故事，不就进入主流市场了吗？所以儿童片要吸引主流的电影人，不能兜里面只有两三百万，地方的基金投个几十万，这肯定是没法做成的。这是一个市场的商品，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当然，这种观点事实上有些“理想化”，现实的悖论是，因为儿童题材常常被认为没有足够好的市场前景，在投资和吸引主流电影人方面并不够有力。而又因为如此，它才离主流市场渐行渐远。“你说《哈利·波特》是不是儿童片呢？应该说，那是‘以儿童为主角的商业大片’，当然，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儿童题材能够以《哈利·波特》这样的水准和方式制作出来，那可能吗？因为儿童电影不被大家所重视，现在连儿童当主角都可能在一个商业项目书中作为一个不利于票房的因素。”张之路说。作为老一辈的儿童电影工作者，张之路怀念1980年代蓬勃的创作热情和当时真正开放包容的创作态度。而今天的电影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情，他对完全交给商业和市场的操作也保有一丝警惕，“儿童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泛化，许多有儿童元素的电影也会被算作儿童电影。如果儿童电影在市场化的时候，还能保持它真正原有的一些特质的话，我是非常渴望有那么一天。”许多观点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越来越广泛多元的讨论和越来越多从业者在这里介绍具体的举措，都让主办者感到欣慰，“前些年大家聚在一起，说的更多的是困惑，提出问题、呼吁关注。但今年非常明显有了越来越多实质性的举措，和大家在各自领域里作出探索的方向。” 侯克明说。而在论坛之外，是广州15家影院进行的近百场来自全球的优秀儿童电影的展映，和影院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不是电影院里的常态，却是一群为儿童电影事业操碎了心的人们，心向往之的最美景象。